江泽民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公开表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

在这种沟通形式中，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意见与意志形成能够得以发展，并与政治系统内制度化的慎思与决策维持互动。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便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危及整个社会整合。

pp．79～81． [18]见前注[11]所引书，P．80． [19]W．Outhwaite，Haberm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7。另一方面却反对由成员组成任何实体性沟通共同体，主张建立一种流动的、松散的沟通行为网络。福利法将某些道德价值包容其中，是对形式法弊端的矫正。[14] 三、几点评价 哈贝马斯继承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对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缜密分析和深刻反思，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治得以长期存续与发展的原因，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了现代法治的内在冲突，并提出了救治解决冲突的路径。最后，与许多有诊断而无处方的批判理论不同，哈贝马斯寄望通过沟通理论，即通过利害相关的人们在理想的沟通情境中平等地协商与自由地讨论，表达他们的意见与意志，从而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实现个人与群体之整合，私域与公域之整合，生活世界与系统之整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整合，人权与主权之整合，事实与价值之整合，外在利益与内在意义之整合，非制度机制与制度化机制之整合，以及形式合理性法律与实质合理性法律之整合等等。

只有当与法律有关的人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自己既是守法者，又是法律的创制者，他们才称得上是自治的。如果法律包含人们的信念与道德，虽然可避免形式合法性的弊端，并符合实质合法性的意旨，但在信仰和道德多元化与私人化的现代社会，体现哪种信念或道德？由谁来决定价值选择的标准？如果以一种家长式的方式将一部分人的信仰或道德作为普遍价值强加于整个社会，自然难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法律实质合法性仍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83]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法院已将比例原则作为认定明显不当的法律依据而非诚信原则。

[2]BVerf GE30, 292(336). [3]Steffen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0. Aufl., 2012, S.67.转引自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 《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136页。在此背景下，让目的正当性要求固守在诚信原则中最为妥当，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与上述主张相契合。法院认为这是对罪犯普通法权利的不成比例或不正当的侵犯，遂判决撤销。何海波，见前注[56]，第70、78页。

我国引入比例原则之后，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以比例原则取代合理原则应是大势所趋。在行政法上，基于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审查功能分化的需要以及目的正当性判断的功能属性，将行政目的正当性要求归入比例原则并不妥当。

其次，包括要求权力应出于正当的目的而不能出于不正当的目的而行使的规则。何海波就认为这在当时有利于克服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审查依据不足的问题，符合司法审查的实际需要。[52]这些判决的确显示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在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中，将目的正当性审查与比例原则紧密联接在一起。《民法总则》第7条和《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来源：《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在1925年的Roberts v. Hopwood案中，伦伯里大法官指出：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授予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权力，他必须在行使其权力时做他不愿去做而他应该去做的事情。这些判决或者指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只能在正当的目的下，采用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手段。我国民法学界，除了徐国栋，持类似观点的不乏其人。

骚扰、泄愤、盲目、重复、琐碎性质的起诉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1981年，希尔希贝格（Lothar Hirschberg）在其专著《比例原则》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375页。[13]同年，赵小芹撰写的博士论文直接将善意作为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首要要求。

这种意见同样主张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但反对将其作为独立的子原则，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审查环节并入适当性原则中，即在确认比例原则需包含对目的论审查的前提下，仅仅保留其作为审查环节的地位。[74]韦德等，见前注[22]，第286页。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他说：妥当性原则是权衡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但目的本身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目的本身必须符合宪法，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如在专制时代，在纳粹政权下，即使政府行政手段能够达至行政目的，也会因目的本身的不正当性而违反比例原则，手段因目的不正当而不具有可考量性。因此，审查政府公权力行使的目的是美国分类审查的必要元素。[37]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2号（2017年）。

[47]Elloyde Freitas v. The Permanent Secretary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Lands and Housing and Others[1999]AC69. [48]三阶评价标准是：①立法目标是否足够重要，以证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即便是针对目的正当性要求之必要性的论述，以及从比较法角度对本问题的思考，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总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混同了立法目的正当性与行政目的正当性。

在邱爱东、汤俩伟诉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38]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53]而目的正当性是指做事的动机符合法律目的或者符合公共利益，限制人民权利不是为了私益或恶意。

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对行政相对人权利滥用和诉权滥用的认定也以目的不当为核心要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规范依据。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观点，主张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并将其作为第一个子原则，从而形成四个子原则。

其中，滥用职权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的，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时增加了明显不当。[64]总之，在主客观分工说之下，明显不当与滥用职权应有不同的要件、适用不同的依据，目的正当性应成为认定滥用职权的核心要件。摘要: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主张将目的正当性增列为比例原则的第一个子原则。[16]（1598）5Co. Rep.99b.本案中，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为修整河岸征收费用，把所有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所有受益者。

目的足够重要说白了是指所要作的事情很重要，为此限制人民权利是值得的。有人也把De Freitas案视为英国最早采用比例原则的案例。

只有具备了不害人的心，才能有不害人的行。如果符合此条件，达到目的的手段还必须适当，并且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

目的正当性判断是依据基准对评价对象的评价过程，或者正当或者不正当，非此即彼，没有裁量余地。[74]这三点不仅揭示了二者在考虑因素与技术上的差别，尤其指出了它们在人权保护能力上的差异。

同时，诚信原则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58]主客观结合说可以说是主观判断说与客观判断说的结合，其认为目的不当、武断专横或者不平等对待、不相关考虑、不成比例等都构成滥用职权。英国合理原则至少在16世纪就已确立。……立法目的几乎不会被质疑，行政机关也很难有自己的目的，所以在当时主要适用于警察行政法领域的比例原则，在形式的自由法治国背景下也就没有了目的正当性原则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

[8]除了蒋红珍，许玉镇在界定比例原则内涵时，也在适当性子原则中包含了目的正当性。同样，有些事情如此荒谬，以致具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认为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

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横的，且必须受到合理原则和法律的限制。这种观点被称为四阶理论或者四分法。

行政执法的过程本身也属于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